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，毛泽东教的课程是地理。据说在长沙时，毛泽东也教过地理。他所教的地理课是什么内容，今天已经无法知道。参考当时社会上通行的地理课本，可以推知其内容是比较简单的，比如京师大学堂(北大前身)的《地理讲义》，内容也仅仅是对地势和海岸的大略描述。

不过，地理学这门学问，除了知识性这一面，还有眼光头脑的一面，就是常说的思想方法。懂地理的人，有一种“地理头脑”，看问题有地形、地利、空间的一套思维框架，谈出来的东西都能落在实处，可以在地面上查证。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思想里面有多少“地理知识”，但在毛泽东的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”的理论体系中，看得出，他深知中国的土地之广大、江山之多阻、南北之差别、农村都市之两样。他比不懂中国实际情景的某些人，更知道中国的革命该怎么搞。

在毛泽东亲自领导的革命运动中，地理分析发挥了作用，它是革命战略制定的基本依据之一。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，他写道：“战争情况的不同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，有时间、地域和性质的差别……从地域的条件看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，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，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。”“经验多的军人”会“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”。“地域”“大国”和“地理”这些词，对毛泽东来说，并不是随口说出来的。

在他著名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中，地理分析是起到关键作用的。首先，他强调中国在地理上是一个大国。他说，“中国是一个大国——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黑了南方有北方，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。”“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，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，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，没有什么战略问题。”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，充满回旋余地，所以“红色政权”能够在某一类地理地带中存在。

那么，红色政权选择在哪里？不是大城市，而是农村。在中国“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”“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，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……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，后来也并不很大。”完全可以这样说，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，不仅是阶级选择——贫苦的农民，也有地理选择——反动力量薄弱的“边区”。毛泽东很清楚，“三座大山”各有自己的区域：帝国主义在沿海，封建主义在乡村，官僚资本主义在城市，城市是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勾结之所，革命最为不易。只有农村，可以“星火燎原”。

在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，毛泽东对抗日根据地作了细致的地理分类:“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：山地、平地和河湖港汊地。”对敌我形势，也进行了地理分析：敌人“除东三省等地外，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、大道和某些平地，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，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，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，反居其大半。”毛泽东的眼光，比其他人要“入地三分”，使他对形势的观察、战略的把握真实、准确。

（作者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