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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年前，毛泽东从现实的角度，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战争、封锁、冲突、反制和西方联盟的性质等问题。他主张要把国际形势作为一个整体，辩证、全面地看待各种挑战，并从中寻找解决之道，内外统筹、通盘考虑。

1958年9月5日，毛泽东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。当时的中国外交面临多方面困境，以什么样的思路去看待这些困境，如何突破这些困境，国内尚未形成统一认识。这篇讲话，从现实的角度、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战争、封锁、冲突、反制和西方联盟的性质等问题，认为仍然是“东风压倒西风”。按照毛泽东的定性，这些观点“作为一些看法提供给各位，供观察国际形势时采用”。这篇讲话收录在1994年出版的《毛泽东外交文选》中，体现了毛泽东观察形势的一些基本方法，对今天仍有重要启示意义。

毛泽东在判断形势走向的时候讲了八个观点，其中有五条值得细读。

一是“谁怕谁多一点”。当时很多人怕美国会打过来，这篇讲话则认为我们怕打仗，美国也怕打仗，但美国比我们更怕，因此美国要避免战争，中美打不起来。这样分析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人心，毛泽东认为人心就是力量，中美比起来，中国比美国的人心多、人心齐，美国国内人心不齐，西方内部人心更不齐、害怕打仗的人更多，战争动员比较困难。“真理抓在大多数人手中，而不抓在杜勒斯手中。”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，当时反霸权、反殖民成为主流思潮，支持中国的国际力量非常强大，对此要有足够信心。毛泽东在观察国际形势时，很重视人心这一因素，在他此前历次国际问题讲话中都有所体现。

二是联盟的性质。1949年美国牵头成立了北约、1954年签署《马尼拉条约》（东盟前身）、1955年签署《巴格达条约》，其中北约是军事集团，后两者是政治集团。当时国内外对这些集团的性质是有不同判断的，特别是在这些集团自身舆论攻势下，很容易误导人心，影响对其外交立场的确定。对此，毛泽东从帝国主义的根本性质出发，明确指出美西方军事集团是侵略性的，也就是说它的主要目的是扩张而非自卫，对此不应该有幻想。而且它扩张时是先找软的捏，当时的民族主义国家力量不如社会主义强，所以这些集团的锋芒就先刺向埃及、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国家。毛泽东认为，既然西方集团怕硬骨头，那我们自己要巩固起来、不摇摆，让它们啃不动。这一判断，对于当时制定相关对策有重要价值。

三是紧张局势的影响。大多数人不喜欢局势紧张，要求缓和局势。但毛泽东从战略整体的角度出发，认为局部紧张不一定有害，反而可能对战略大局有利。以金门马祖为例，毛泽东认为在金门马祖制造的紧张局势明显对我们有利，这两地作为一个绞索套住了美国，限制了它的战略空间。在世界其他地方，紧张局势也可能会引出我们想要的结果，比如紧张局势推动了伊拉克革命。为何紧张局势会产生有益效果？其中一个原因是，紧张局势可以调动和平时期调动不起来的各方面力量，为我所用。比如在国内做政治动员有利于更多人口得到教育和锻炼，使大家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，这有利于民主党派团结。

四是禁运的影响。当时，西方对华搞禁运、封锁，禁止贸易往来，对我国造成很大困难。毛泽东对此报以乐观态度，认为对禁运若应对得力，也有积极的一面。他以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费举例。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每月应发四十万法币，1940年反共高潮到来，国民党停发军费。八路军的对策是自己想办法搞生产，结果每月产出超过一亿。毛泽东认为，1937年后八路军对国民党的军费形成了依赖，原本就应该想办法解决。所以现在应该感谢何应钦，是他的禁运让八路军经济上取得独立，进而对以后党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大作用。现在杜勒斯对中国搞禁运，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思路来应对。

五是要准备反对侵略战争，也就是准备反制。尽管总体判断乐观，但工作上还是要采取谨慎态度。用毛泽东的话说，就是“世界上的事情还要搞一个保险系数”。为应对垄断资产阶级可能会采取的战争冒险政策，要居安思危、积极备战，总的思路就是既要反对打仗，也要不怕打仗。结合当时的战争条件，毛泽东在讲话中就人民备战作了部署。

这篇讲话到今天已经整整60年了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已经全然不同，对外战略的任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观察问题的基本方法往往具有普遍性、经得起反复检验。今天我们面临的许多挑战在性质上同60年前仍有相似性，可以以这些基本方法为参考。特别是不能只看问题的一个方面，要把问题作为一个整体，辩证、全面地看待各种挑战，并从中寻找解决之道，内外统筹、通盘观察、通盘考虑。